在复旦大学105周年校庆前夕，校长杨玉良在答复记者提问时谈到，目前在中国的大学里功利主义盛行，出现了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，很多大学过分地赶时髦，成为就业服务站。他认为，大学就该成为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，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，不妨保守，虽说改革也重要，但对目前的中国大学来说，坚持和回归大学精神更重要。

在中国大学“创世界一流”运动蓬勃兴起，中国大学集体陷入“创一流”焦虑之时，杨校长的这番话无疑是迎头泼了一盆冷水，振聋发聩，发人深思。

大学何以成其“大”？梅贻琦先生说：“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竺可桢先生则说，大学之大，乃求是“研究”之大。有大师，有大学术，崇尚真理，追求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、创新之品质，大学才能坚挺起国家、民族的精神脊梁骨，成为学子的精神家园。而一旦大学精神颓靡了虚脱了，失去了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人类的责任感，中国知识分子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优秀传统也就被弃掷在烟尘之中。

西方有句谚语：“最远的路，很可能是到达你的目的地的捷径。”大学要成就大师，要研究大学术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，“非宁静无以致远”，一定得嚼得菜根，坐得板凳，耐得住冷清与寂寞。但放眼目前国内的大学，鼓乐齐鸣，热闹非凡。就说教授们吧，他们中很多人直奔SCI和课题项目而去，争经费，做“老板”，或凭“砖家”之名到处走穴赚钱，别说做研究，忙得连写论文的时间也没有，有时便不客气地“署名”或干脆抄袭。不少名教授官、学、商三位一体，离宁静的书桌与实验台早已很远。在如此大学氛围下，学生们除了膜拜“官”与“钱”，为将来的基本生存考取一本本证，还有几个人会去仰望星空，钻研学问？

在英国，最有钱的学生大多选择高雅的哲学、艺术等“形而上”的学科，而让英国人大为诧异的是，那些有钱的中国留英学生选择商业专业的比例非常之大。有人对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唯一评价是：“非常有钱。”这可真应了那句流行语：穷得只剩下钱了。国内有些大学，为迎合学生功利目的，以就业市场需求为唯一标准，把那些对建构“灵魂”与“信仰”至关重要的课程或专业毫不惋惜地砍去了。

孔子说：“君子不器。”一个人不应该像一件器具一样只有一个用途，拘于一才一艺。大学自然要教会学生具体的某个专业，但知识分子同时应该是社会价值的承担者。如果一所大学仅仅局限于劳动力的培养，成为一个“就业服务站”，那它有再高的大楼，再大的规模，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。

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今时今日，我们做到了吗？